财税央冷地热显税务改革曙光

　　近日，财政部公布了2012年9月份的财政收支情况。9月份，全国财政收入8258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881亿元，增长11.9%。其中，中央本级收入3664亿元，同比下降2.4%；地方本级收入4594亿元，同比增长26.8%。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6784亿元，同比增长5.8%。中央收入下降2.4%，地方收入增长26.8%，一升一降，可以看出，长沙公司注销，这一现象是过去长期非理性畸形增长的理性回归。

　　一边是经济下滑导致的关税、所得税等中央税收大幅缩减，另一边是地方房地产交易的“土地财政”爆棚，中央与地方在财政方面渐现“冰火两重天”之势。当然，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主要是受企业利润下滑、进口环节税收下降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受结构性减税政策影响。9月财税数字表明事权与财权统一的重大转变正在到来。

　　从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在事权与财权中出现了“财税权上收，事权下放”，县乡（市区街道）基层财政日益困难，对中央、省、市转移支付拨款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的现象。多少学者为财政制度改革而呼吁。被称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难啃的硬骨头”的财税体制改革，已经呈现出加速迹象。

　　钱都到部委来了

　　致地方财政压力过大

　　我们知道，分税制以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为22％左右，分税制以后，变为52％左右；分税制以前，地方政府用接近80％的财政收入支撑着不到60％的财政支出责任；分税制以后，地方政府用48％的财政收入，支撑着80％左右的财政支出责任。

　　1993年终于出现了这个变化，中央政府不但趁改革之机将大量优质税源上收，而且将很多本来应由其承担的公务下放到地方（比如义务教育）；最后，这次分税制改革尽管赋予地方政府以地方税的征收权，但是税源集中或者增生潜力巨大的税种（比如增值税、企业所得个人所得税）都被列为中央税或者共享税，地方税的税基和税率也完全由中央政府确定。于是出现“中央财政很好过，省级财政也好过，市级财政过得去，县级财政真难过，乡级财政没法活”的现象。

　　以2011年为例，全国财政收入103740.01亿元，比2010年（下同）增长24.8%。加上预算安排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1500亿元，使用的收入总量为105240.01亿元。全国财政支出108929.67亿元，增长21.2%。加上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892亿元和地方财政结转下年支出1918.34亿元，支出总量为113740.01亿元。全国财政收支总量相抵，差额8500亿元。

　　其中，土地增值税（+61.3%）；企业所得税（+30.5%）；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29.3%）；关税（+26.2%）；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25.6%）；个税（+25.2%）。唯一出现负增长的是：证券交易印花税（－19.4%）。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改革和调整，应该增加地方政府收入，逐步降低其对卖地收入的依赖。

　　财税体制缺陷造成

　　腐败和社会动荡两大恶果

　　由于存在严重的体制缺陷，转移支付到了县乡这一级政府很难做到透明、规范，到底有多少转移到了最需要的县乡政府手里，恐怕只有天知道。其中相当一部分转移支付是通过专项补助进行的，至于补给谁，不补给谁，补助量的多少，既缺乏严格明确的规定，也不是严格依据事权而定；既没有公开的预算，也不受人大的监督检查，完全由官员个人负责操作，这就难以避免拨款的随意性，也极容易造成县乡财政收入的不稳定、不公正。无奈的基层官员们只好托人情、走关系，于是官场中“潜规则”盛行，贪污腐败案件层出不穷，所谓通过“驻京办”谋取项目经费、“跑部钱进”指的就是这一块资金。

　　地方政府钱不够花，就卖土地。许多城市财政主要依靠出卖土地筹集收入。由于出现了巨大的财政缺口，地方财政只得自行“创收”，“土地改革”之类现象便应运而生，导致整个国家财政秩序紊乱。地方政府没那么多钱，却要办那么多事，那么地方政府首先是寻求中央的转移支付，“跑部钱进”，中央有政策变化马上就跑到北京，要项目要钱，再就是贷款搞建设，以“准地方债”的方式达到筹集资金的目的。这种大发“土地财政”财，靠收土地出让金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恰恰是这些导致了官民矛盾的激化社会不稳定和种种腐败现象的出现。

　　坚持事权与财权统一的

　　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