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减税还需努力总量减税是根本

　　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上海试点后，试点省市不断扩容，至12月1日范围已至天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9个省、直辖市及宁波、厦门、深圳3个计划单列市，扩围后的改革试点地区经济总量、服务业增加值和税收收入超出全国半壁江山。同时，试点行业也扩至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并且有权威部门表示适时将邮电通信、铁路运输、建筑安装等行业纳入改革试点。

　　有关学者在江苏、安徽调研时发现，在“营改增”为契机的“结构性减税”口号的引导下，结构性减税没有真正做好减法，反倒做成了加法，各地普遍出现增加税费的趋势，这让本该因减税而受益的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更是“苦不堪言”。

　　从行业分类看，认为税负有所增加的企业主要集中在运输仓储业。36家运输仓储业有63.9%认为税负有所增加，其中税负增加10%以上的企业占27.8%.此外，从事文体娱乐、水利环境业的企业也多数反映税负有所增加。

　　总量减税

　　比节构性减税更合理

　　在理论界，关于结构性减税的提法，存在很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两个：第一，结构性减税从理论到政策都有很大的分歧，容易多变，产生多样化；第二，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减税力度远远不够，对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很难产生实质性的作用。

　　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原所长曾国祥提出，为了加速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理论上和实践来看，应该明确提出总量减税，即指减少厂商企业的宏观税收总量负担，减少全部税收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总量，降低税收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特别要减少厂商企业在生产环节中的税收负担。

　　为什么总量减税比结构性减税提法更为合理？这里必须讨论清楚——我国宏观税收负担到底是重还是轻的问题？这个问题，大家说法不一，官方和民间的认知也不一样。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统计口径不一样，所以得出的结果和结论自然不一样。

　　所谓宏观税负，即指全部税收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目前我国的全部税收收入统计数据主要来自正税收入，即国家税务总局代表国家征收的国内税收收入，国家海关总署代表国家征收的关税收入，这两项相加，总额占GDP的比重大约是25%左右，仅从这一点而言，我国的宏观税负确实不高。但是，除了正税收入外，我国还有一部分准税收收入如土地出让金、社会保障基金和行政性规费等，如果加上这一块，即正税收入加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会高达30%左右。如果再加上各级的行政性规费，这个比重还要加大。

　　总量减税

　　须减少正税收入

　　事实上，对于纳税人而言，目前感觉到的税负重主要来自于准税收收入和行政性规费这一大块。因此，总量减税的目标首先要下决心下力度减少非正税收入，就是要“清费立税”，减轻厂商企业的税收负担。

　　“总量减税不要光算减法，还得算乘法”。曾国祥还特别指出，总量减税之后，短期内财政收入可能会减少，但中长期来看，我们应该看到巨大的乘数效应：减税意味着外部因素直接导致企业成本下降、赢利空间扩大，其中一部分转化为价格优势，增强竞争力，一部分成为资本所得，有利于下一轮周期的扩大再生产，完成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需要，还有一部分将转化为劳动者收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长期不振的内需就能被启动起来。在减税政策下，公众的创业热情定将高涨，弱势行业生存空间扩大，投资预期不明朗的行业风险降低，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就业空间扩大，经济规模增大，总体财富增加，同时税基拓宽，税收总量就会大幅度增加。

　　究竟应该减什么、怎么减、减多少合适以及减税的实质性意义何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解决，我国还缺少一个一般性的指导原则。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炜光认为，减税政策的制定，应当把创造财富的生产经营领域的法定税负水平，减到不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和技术更新换代能力的水平上，而居民日常生活领域的法定税负，应当减到不影响“老百姓”日常过日子，并随着经济发展而生活质量不断有所提高的水平上。只要不影响政府机器的正常运转，不影响必要的公共支出，税负就应当尽可能地确定在最低水平线上。

　　中国税收体系

　　应着眼长期、优化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