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的效果与空间

　　“营改增”试点取得的成效。

　　《21世纪》：年初，酝酿已久的“营改增”在上海试点破冰，至今已逾半年。此次“营改增”扩容是否意味着上海试点成效明显，达到了预期效果？

　　贾康：上海试点的机制创新实际上是把营业税“重复征收”对企业专业化细分的制约作用，通过营改增以后的进项税抵扣链条进行了化解。区别就在于营业税没有抵扣，而增值税是可以做进项抵扣的。营改增之后，市场主体就可以放开手脚做专业化细分，而不再像过去那样追求小而全、大而全。专业化细分方面的潜力发挥又恰恰带动了我们特别看重的业态的升级换代。在新机制下，原来受到遏制的建筑安装、交通运输和服务业的升级换代活力释放，会使服务性价比得到提升，又进而使得老百姓的边际消费倾向得到提升，从而带来提振消费的效应。提振消费在当下意义重大：中国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消费率偏低，大量的储蓄转为投资带来一定的副作用，所以要在保持一定投资增长水平的基础上，争取提振消费，避免形成过高的储蓄率，更多地依靠消费市场的潜在支撑力可持续地支持经济成长，同时使中国经济减少外向依存度。这样，不论世界上如何风云变幻，我们可以更多地凭借内部支撑力来完成长期的增长过程。

　　上海试点正是以此为着眼点，运行半年以来总体成效值得肯定。现在完全可以根据实证材料充分地认定这是一个结构性减税的举措，经计算得出的结果是总的企业税负确实在降低。上海测算结果是一年为几十亿元的减税力度，那么全国推行之后大致减税的数量级大体为一千亿元，相对于现在一年十万亿元以上的财政收入盘子来说只是1%的减收压力，这是财政可以承受的。所以可以做出判断，这是一项意义重大、影响全局与长远、同时也是财政可以承受的结构性减税措施。

　　上海试点的亮点之一，在于它的方案考虑到了弹性调整，带有“试错”性质。首先，上海方案是在增值税原来的标准税率和照顾税率之外又增加了两档税率（依据税务总局新发的四条规定又有微调）。虽然增值税的税率档次不宜太多，但是初次尝试必须保留一定的弹性，这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要用更丰富、更多样化的税率设计来区别对待不同的细分行业。第二，上海方案审慎地处理了中央和地方财力分配关系上新的变化。原来增值税75%归中央，营业税都归地方，营改增之后，在上海的过渡办法是按照收入归属把账倒算回来，凡是该归地方的，都拨回来。对于局部试点来说，先不触动总体的中央和地方运行多年的财力划分规则，是比较合适的。这种情况在更多地区跟进以后可能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当全国大部分地区进入营改增轨道以后，一定要考虑新的应对办法。如果结合其他税种的演变，可以建立新的中央与地方的独享机制，或者调整分成比例，这涉及到地方税收其他的增长点，比如资源税和房产税改革，以及其他很多需要算账的因素。所以，在肯定亮点的同时也应该承认其中的复杂性，不急于调整中央和地方的一般财力分配规则。上海方面有很清醒的战略思维：在倒算账之后，它实际上还得承担营业税减少的每年几十亿元，那么总体的正面效益是什么呢？是这项改革支撑了辖区之内产业的升级换代和总体的发展后劲，所以算大账是肯定不吃亏的即所谓推动了制度改进，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支撑长远发展。

　　樊勇：以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上海试点的情况是比较理想的。实行“营改增”试点后，占试点企业近7成的8.8万户小规模纳税人，由原来按5%税率缴纳营业税调整为目前按3%税率缴纳增值税，税负下降达40%左右，可以说小微企业是此项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从中长期来讲，减税效果可能会更好，当然此项改革不仅仅是减税的效果，它对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是非常有好处的。由于宏观政策的效果存在一定的时滞，今年的减税可能会为未来三到五年或者是长期的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动力，因此我们要更看重它的中长期效应，而不要急于求成，只关注眼前立竿见影的效果。

　　上海目前只有两个行业试点，所以它整体的效果还是有限的。营改增需要涉及到更多的行业和地区，整体作用才会发挥得更好，这就是为什么国家现在要扩大试点之后，还会再争取对行业范围进行扩大，这在去年的财税［2011］110号文件中就已经做了基本规划，从地区到行业，要逐步推进。所以上海的试点，应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上海试点过程中的不足

　　《21世纪》：上海试点还有什么不足？对于营改增的实际成效，一直不乏质疑和批评。对于这些质疑声，您有怎样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