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财税改革应成合力

　　2012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13年的首要任务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深入分析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深层次因素：经济周期和制度。适当的经济政策选择可应对经济周期的挑战，而应对不利的制度因素则只能靠强力推进改革。

　　财税改革红利有待释放基于2012年的经济形势，结合未来的工作任务，2013年的中国仍应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既要保证经济稳定发展，又要积极防范财政风险。2013年我国财政政策的扩张程度应不小于2012年，但政策着力点需转变。财政政策应与财税改革有机结合，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释放更多财税改革红利。

　　财政政策选择与财税改革都应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进行，应与规范化的市场与政府关系兼容，还应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财税改革和其他改革一样，需要有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公共财政改革目标已定，关键是政策落实和改革目标不能背道而驰。公共财政改革应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以给各种市场主体稳定性预期。十年后，财政改革不应该成为一个重要话题。

　　财政政策选择应充分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处理好消费与投资的关系。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没有收入，就不可能有消费。发展至关重要。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关键阶段，房地产投资仍然不可或缺。有关政策的选择要满足人民有房住和住好一点房子的要求。

　　而且，鼓励住房消费也有利于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保障性住房建设仍要积极推进，普通商品房供给也需同步扩大。商品房的公共政策与保障性住房政策要做到有机协调。房地产调控政策自然要坚持，但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特别是力推以“扩大住房供给”为中心的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住房市场格局，这样稳增长和惠民生的目标将更容易实现。

　　财税政策的选择要合理处理好扩大内需与外需的关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中国经济增长。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外需仍然不可或缺。为此，中国应努力创造条件，保证外需稳定增长。欧洲主权债券危机的影响还在发酵，但不太可能再发生“黑天鹅”式的危机；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理性的政治妥协决定了“财政悬崖”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全面爆发。我们既要看到扩大外需的一些不利条件，也要注意到其中的有利条件，在扩大外需的同时，不放松内需。减税政策和税制改革，将释放出更多的内需。

　　财税政策选择要处理好与财税改革的关系。财税改革应是结构性的，并非所有的财税改革措施都符合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要求。财税改革时机的选择相当重要。在经济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与积极财政政策不一致的增税改革就不太适宜出台。但是，考虑到现实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因素，加之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延续了多个年头，2013年经济回暖的可能性仍然较大。只要经济上行，一些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关的增税改革可以考虑稳步推进。只要经济上行，财政政策转向也不是不可行。

　　财政支出重在调结构2013年，长沙公司注销，中国需在保持财政支出规模（公共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稳定的前提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财政管理，增强保障能力。财政支出规模应保持基本稳定，这既是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需要，又是更好发挥国家在调控中的作用并提升国家能力的需要。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有利于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人员经费、公用经费、项目经费结构应该理。中国需要加大人员经费比重，压缩公用经费和项目经费，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收入与人力资本基本相称，形成良性循环机制。一些可有可无或干扰市场正常运行秩序的项目支出则应取消。

　　近年来，大量企业得到财政补贴，原因很多，但在任何情况下，补贴的成本与效益需要评估。现实中，大量上市公司竟然要靠财政补贴才得以维持盈利状况。对企业长期进行补贴，或对企业的不对称补贴，最终只会保护落后，不利于市场活力的增强。补贴的标准不是企业所在的行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补贴的结果应该是企业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真正赢得行业领头羊地位，并拥有优势技术。

　　财政性教育经费已大幅提升，但教育服务仍不能令人民群众满意。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的存在令家庭负担沉重；教育资源布局不合理，家庭附带支出大幅增加。巨额大学教育投入，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可见改善空间巨大。这说明，教育不仅仅是财政投入增加问题，而且还必须尊重教育规律。否则，财政资源只会被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