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铿财税体制要强中央弱地方

　　201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在论坛上表示，财税体制第一条我是希望强中央、弱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中央的财政是转移到要发展的地方，中国31个省市，960万平方公里，地区发展差异十分大，如果没有足够的中央财力，科学发展、均衡发展就不可能实现。

　　以下为贺铿发言实录：

　　我赞成高先生的意见，结构性减税是应该的。刚才华生先生的演讲已经说了，我们的税收在世界上占GDP的比例并不高，20%多，所以没有整体减税的必要性。现在结构性减税，我认为是非常真实的，因为我们实行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很长时间，从1998年开始一直到现在，积极到现在。就使得我们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扭曲，特别是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近一两年来，我们许多企业非常困难，中小企业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不进行减税，这些企业怎么活呢？怎么把这些企业救起来呢？如果这些企业救不起来，我们财政会更加困难，我们整个失业情况会更加突出。所以，必须用税制这个办法把一些企业救起来，这是当前减税的必要性。

　　那么，为什么又是结构性呢？因为有些企业税收并不高，它的利润特别是央企垄断利润很高，你对它减什么税呢？它应该不是减税的对象。有一部分企业确实能吸收许多的劳动力去就业，它的利润空间又很小，它的产品应该说在市场上是有去向的，就是生产不起了，因此这些的企业必须减税。我们税收政策往往是一刀切，一个什么税种出来以后，你也是百分之多少，他也是百分之多少，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而且在地区上来讲，同样一个行业在某一个地方可能是有效益的，成本是相对过得去的，在另外一个地方，你按照这个税收来收就不行。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所以必须实行结构性减税。

　　我还是先说说跟人大没有关系的。我们的财税体制改革，我觉得财税体制改革也好，整个改革也好，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真正的改革没有突破，为什么没有突破呢？主要是在理论上没有突破，理论不突破，改革不可能深入，我一直是这样的观点。必须在理论上有所突破。这个理论我看邓小平过去的都与所有制“什么是社会主义”有关，所以才有是“姓资姓社不争论”，所以才有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所以才有纯粹的国有制和民营经济分立天下。现在在这些问题上不打破是不行的。我们这20年来，以小平在深圳的讲话“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定义，就是所有制的问题不考虑，分配制度要达到共同富裕。我们是在所有制这个问题上停步不前，没有变化，长沙代理记账，分配制度是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个恐怕是这20年来我们应该回顾一下的，怎么启动新一轮体制改革。财税也是这样的，必须去掉一些旧的观念才能改革。

　　说到人大，人大的是非我不好说，毕竟我现在还在人大。但是，人大这些年来在财税体制和预算方面做了一些什么？我可以说说，因为社会上对一些情况不大了解。我觉得我们做的还是对的，首先是抓预算，预算里面是抓两个问题，一个是预算约束，一个是财政转移支付，我们认为财税体制，从税收来讲，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税收应该是调节贫富差异，支出应该是促进社会公平。所以，财税本身就是要保证社会公平。再就是做力所能及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他企业的发展，不应该在这里花更多的钱去搞企业的问题，企业是企业家的问题。我们预算约束，我在这里快10年了，虽然有所进步，但是跟人家西方国家的那种约束差的很远，我们周教授知道，我2000年在中央党校学习，尉健行同志做了一个报告，他说的一个例子我印象太深，我在人大讲了多次，因为他是纪委书记，跑到南美去访问，这个国家以为他是监察部的部长而已，监察部座谈一下就算了，后来一听是政治局常委，不能这样怠慢了，想请他吃一顿饭，结果没有办法，他们没有预算。国家监察部的请一顿饭的预算都没有。我们恐怕是乡的书记算两餐、三餐都没有问题。你看这个预算的约束是鲜明的对比，我们预算约束虽然有，也审了，但是太不严。

　　第二是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应该是根据各个地区促进这个地区均衡发展，所以我们一直主张必须是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按照一个系数，青海多少、新疆多少、哪里多少，一直转移下去，而且进入到地方的预算，地方人大可以监督，我们现在是一般性转移支付，改了这么多年，大概刚刚到50%，还有50%是专项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就是谁跑的多、谁要的多，向各个部门要、向发改委要，谁就可以跑步前进，就是这个局面，腐败有时候就是从这发生的。所以，转移支付非常不科学，这个恐怕也需要下力气解决。所以我认为财政税收改革都必须在这方面下力气，要让收入真正受到人大的监督，非常遗憾的是这届人大想把预算法修改出来，而且修改的草案我觉得也不错，进步了不少，现在看来我们这一届是完不成了。为什么完不成呢？我不说大家也知道，我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