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法理分析

于2006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降低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市场准入门槛，尤其降低了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对此,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观点。本文将从法学理念和比较法的角度论述降低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原因和其意义。

一 问题的提出.

新〈〈公司法〉〉降低了公司的市场准入门槛，尤其降低了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新〈〈公司法〉〉第26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三万元”。第81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五百万元”。我国原〈〈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分为四种情况，但其中最低的也为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00万元。新〈〈公司法〉〉的规定，很明显，降低了设立一个公司的条件，有利于鼓励人们参与市场活动。但是，根据哲学原理，任何事物都是两方面的，经过这样大踏步地改动之后，会不会导致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但是又将如何保障其他社会主体的利益，我们将如何进行规治。本文将对此从法理和比较法的角度对此进行论述。

二 从法理角度对此项规定进行分析。

(一)法与市场经济效益。

1.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此项规定存在和发展的土壤。

“法根源于一定的经济基础”(1)这一命题，长沙工商税务，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在法学领域的科学运用。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环境中出现的现象应当而且必须有法律来规制。自由是企业的天性。可以说，没有自由，就没有企业。在经济理论上，自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以来，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者还是新自由主义者都在不断重复这一观念，并且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实现这种企业自由的最佳方式就是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我国改革开放将近三十年，人们手中的闲散资金较多。众所周知，只有将资金置于社会交易中，才能形成资本，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突显更大的经济效益。原<<公司法>>规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在现在情况下有些过高，因此，降低资本门槛是必要的。

2.法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

法对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起引导，促进和保障作用。新《公司法》此项规定，正如前文所说，大踏步地降低了公司的市场准入门槛。在法定资本制度下，公司的初始股本必须达到法定最低限额，公 司的注册资本采取实缴制。这种要求被认为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启动和维持公司的营运;二是对债权人的一种保障。但是，最低注册资本要求和出资实缴制不仅加大了设立公司的难度，而且妨碍了公司的灵活经营。此项规定，无疑会使公司的设立更多有效率，更加节约社会成本，从而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法与社会效率和社会公平。

1.法律配置上的效率意味着：在整个法律价值体系中，效率价值通常居于优先位价，是配置社会资源的首要标准。公司设立门槛过高，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即在社会大部分人处在“中产阶层”或“低产阶层”时，法律只允许“高产阶层”设立公司，从而有更多的机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这也显然是不公平的。在现代社会中，法以权利为本位，而不是以义务为本位。同属于社会中的人，法律应当最大限度地赋予每个人设立公司的可能性。正如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科斯所说：“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价值。”(2)公司注册资本过高，无疑会剥夺一部分想设立公司而又无法聚集起那么多资金的人。而且，其中有一部分会花费很多精力去筹集资本，这样，会浪费社会资源，造成社会效率的低下，当然也就不能为社会创造出更多财富。

2.1993年的<<公司法>>着重保护的是国有企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国有企业保护法>>，着重强调国家的利益。这必然不利于融资，降低公民投资的积极性。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分析，我们每个人都和国家达成一个契约，契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平等性，而此时，契约双方显失公平，公平的天平向一方倾斜，这就会造成利益受损失的一方积极性不高，不愿意投入到社会进步的洪流当中，最终还是会损害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三)立法观念的转变。

1.突破了<<公司法>>从“身份到契约”的飞跃。我们看到，本次<<公司法>>的修订有很多令人鼓舞和钦佩的突破和创新。其中最重要的立法理念和立法指导思想的创新，是立法目标和价值目标的重新认识和调整。1993年的<<公司法>>是一部“身份法”，在立法理念上倾向于为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服务，很多方面都有为国有企业量身定做的痕迹。而当前，国有企业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公司法>>的规定无需再偏向于国有企业，而应对所有的企业一起对待，更多地从理念的先进性和立法的科学性进行考虑，其实这也是制定法律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 素。新的<<公司法>>从国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甚至从中国人传统思想中，国家在任何情形下都高于过人，重视公权，轻视私权中解放出来，全面贯彻契约自由的精神和公司自治的理念，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伟大转变。